为中日广告“建交”

 

八木信人

八木信人（现年66岁）
国籍日本。1944年2月生于中国长春，196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67年回到日本。1973年加入日本电通公司，1979年底再次回到中国，担任日本电通北京事务所所长，2004年退休。
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国际交流室主任，北京奥维真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广告尚未复苏

         1973年中国还在文革的年代，但日中间的贸易没有间断，量也很大，于是我们以中国商品需要在日本宣传为由不断地给中方去信，但都是石沉大海。
         1975年10月31号至11月2号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在北京举行。电通期待在这次展会上让中国了解广告从而打开中国市场，于是在展会上自己买展位，自己布展，展示介绍中国商品在日本的情况。具体的是电通对日本消费者、流通进行调查，并将数据总结成宣传册发给中国消费者。可以说，电通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想要重点打开中国市场。但最终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特殊原因，电通的商品不能展出，我去找相关部门协调，如果不能面向一般观众的话，电通希望和以下重点单位交流：对外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出口局、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轻工、纺织、广告等等。联系上了之后我们和这些单位接触，把资料发给他们，告诉这些单位要强调厂家和商标的重要性，要以推销中国特有的商品为主，形成有中国元素的商品。我就是这个时候和姜弘先生认识的，他当时是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宣传科的。这些都反映出1975年之后到1977年中国的广告尚未复苏，但是我们一直在和中方联系，如上海广告公司等。

电通北京事务所成立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中日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两国领导人互访，其它行业都开放了，广告却还没有，绝望中的我想离开电通了。原电通负责中国业务的长绳源太郎部长、负责调查的玉木徹志部长坚持让我再等半年，也就是这半年，中国的广告全面开花。上海广告公司、包装公司来访，希望马上派代表去上海。
         1979年底我们找到了程春先生——当时北京广告公司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当我向程春先生提出希望在北京成立电通事务所的想法时，马上得到程春先生的赞同，于是1980年1月14号我从日本到北京调查和筹备成立电通北京事务所。同时程春先生协助我们同步进行审批等工作。当时的事务所设在北京饭店，还没等审批就挂牌了。
         1980年2月1号电通总部任命我为北京事务所所长并给我派来了助手。总部领导于1980年4月1号正式访问北京主持开业典礼。审批是开业的前一天才批下来的。对此，程春先生和北京广告公司筹委会的各位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电通在北京成立事务所，宣告着中国的广告己经全面开放。1994年电通总部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的时候，总部认为北京只要5-6人即可，把业务重点放在上海。我们顶着压力组成30多人的公司，后来北京业务迅速发展，业绩很快地远超上海，事实说明我们的判断是对的。缘份就是这么偶然，我留在了电通，走进了中国广告，并和中国广告结下不解之缘，回想起来并不是我选择了广告，反而是那个时代的广告选择了我。

日中广告发展的脚印

         早期广告工作让我记忆深刻的有：1979年3月文汇报、工人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精工、美能达整版广告；户外广告有东芝、日立、丰田、松下橱窗等。1981年北京电视台精工表的报时；1981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接待，举办电通与北京广告公司承办的两场大型日中歌星联合演唱会。
         在这个演唱会上，阿里斯3人组合谷村新司（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代表作《星》）等，和殷秀梅、刘小丽、宋丽华、王洁实、谢丽斯、牟玄甫等当红歌星一起同台演出，阿里斯组合演唱的中国歌曲是《军港之夜》，中国的歌手也纷纷演唱日本歌曲，两场演出都异常火爆，很值得一提；1987至1988年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电影记录片《敦煌》；电通的广告最初进入中国时，可以说铺天盖地，来得很强势，中国的群众还没来得及反应。由于对广告的认识不够、广告信息的获取、问题协调上的认识不深，导致一个广告牌刚立起来就倒掉了，北京广告公司姜弘总经理和我一起去日本向企业道歉，这些经历正是中国广告发展的一个个脚印。
         中国商品在日本的宣传有一个例子：日本大相扑每年举行六次，非常受民众欢迎。当时电通市场营销的玉木徹志部长（现为日本宫崎女子大学教授）给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景泰蓝商品策划了“日本大相扑中日友好景泰蓝杯”的营销创意。具体的是要景泰蓝冠名赞助，将“中日友好景泰蓝杯”作为给优胜者的奖品，在颁奖现场大声读出景泰蓝的名字，全场几千名观众都能看到这个场面，电视媒体也现场直播，宣传力度极大。电通与日本大相扑协会联系使之成行。这项宣传活动从1981至今仍在继续。
         要说我为中国广告做了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电通的一员，我确实为中国的广告开放做出过努力，这也是电通工作的需要，我个人也只是起了小小的促进作用。当时，上海广告公司的丁允朋副经理、北京广告公司筹备委员会的程春先生以及像姜弘先生等老一辈中国广告人都盼望着中国广告早日开放和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敬仰毛泽东主席

         我在大学学的是中共党史，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关注，非常敬仰毛泽东主席。虽然我没有从事与专业（中共党史）相关的工作，可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能在电通和众多的电通人及中国广告人一起，为日中广告的发展交流共同努力，我很荣幸。如果不是那样的时代，我可能无法做到。我觉得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很光荣的，也是很幸运的，我无怨无悔。

未来与希望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日中友好不断发展的世纪。目前日中两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友好合作有了大大的改观。但是，我认为两国国民感情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据调查显示，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人不喜欢日本，同样也有相当比例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因此，我认为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相互理解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让我们日中两国的广告人携手共进，为促进日中两国友好的伟大事业发挥自己的力量。
 

1980年北广代表访问电通，八木信人全场陪同（左下侧后方对着镜头者为八木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