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为“广告人”

 

洪一龙

洪一龙（现年85岁）
1979年在中宣部新闻局参与起草《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个直接指导广告事业的文件，它对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3年积极规划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并直接参与筹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广告专业，这是我国高等学校设立的第一个广告专业，此后又参与北京广播学院等多所院校设立广告专业的论证。
1987年被选任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至1995年，期间多次主持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和优秀广告评选工作。
1992年协助《广州日报》创办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报纸广告评选，现在以“广州日报杯”为名的报纸广告评选已成为著名品牌。
曾任中国记协新闻学院院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委、全国新闻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广告人？是否所有与广告业有关的人都可以称为广告人，或者只有广告企业的职工才称是广告人？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广告人？……这是早在1996年，在一次座谈阿愚（李嘉宝，广州市广告公司副总经理）所著《广告人之旅》一书的会上，大家讨论的话题。起因是我为该书所写的序中首先赞赏了这本书的书名，并肯定作者作为广告人的业绩。同时谈我虽曾为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却没有作为广告人的资格，因为我既缺少实践经验，又没有广告理论研究。当时，我心目中真正的广告人应该像徐百益老先生那样为中国广告业躬耕奉献一生，所以专程去他府上拜访，并邀请他出席学委会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广告教育研讨会并作指导。
         但是现在我却竟被誉为中国广告界的前辈。先是被中国广告杂志社评为中国广告25年25位杰出贡献人物之一，后又获中国广告协会评选颁发的中国广告30年历史贡献奖，这真让我深感惭愧。其实我之所以会跟中国广告结缘，主要是由于我有幸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参与起草了一份有关中国广告业发展的中央文件。我长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新闻教育，1978年被调至中宣部新闻局任新闻教育与理论处处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少数新闻媒体开始小心翼翼地恢复刊播广告，但却遭遇到重重阻力。特别对刊播外国商品广告，反应更为强烈，被指质为“卖国主义”，甚至在人大、政协“两会”上也有代表委员对此提出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指示我们去调查了解新闻媒体刊播广告的情况，提出意见，帮助解决问题，并明确表示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我们在充分调查了解并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经耀邦同志批示同意，于1979年11月8日作为中央宣传部文件下发，自此，中国广告业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发展。这说明，我国广告业的兴盛发展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而中宣部能发出这样的文件，又是和胡耀邦同志高瞻远瞩的领导思想分不开的。另外，这个文件也可以说是当时新闻媒体中一代广告人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在恢复广告的行列中勇于领先的实际行动所促成的。今天我们仍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促使我国广告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我衷心希望有志于广告事业或正从事广告工作的同仁以做一名“广告人”为荣，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断探索、大胆创新，为谱写中国现代广告事业的新篇章而竭尽全力，为“广告人”争光！
 

洪一龙在家中接待广告教育界后辈